一、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这个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关于“蝴蝶效应”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八竿子打不着、却又在冥冥之中产生关联的事情。
比如美洲发现的白银。
美洲白银做为一种可以量产的贵金属，自从被西班牙发现以来，逐渐成为世界各国都认可的货币，承担起连接世界的重任。
它通过西班牙的贸易线大量流向中国，交换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不仅把古代中国的制造业推向颠峰，海量的白银货币也重塑了中国生态。
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用几乎无偿获取的白银，购买到中国制造的商品，过上madeinchina的日子。
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又成为欧洲爆发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白银这个深埋在地下的蝴蝶，在美洲扇动的翅膀，刮起长达数百年的飓风，让无数国家崛起又没落，也让数不清的恩怨情仇重复上演，直到今天，这场飓风依然没有散去。
我们仍然活在白银塑造的世界里，但我们正在努力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二、
时间再次回到16世纪。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于航海殖民的意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为了协调两国的矛盾，罗马教皇于1494年发出邀请，要求西班牙和葡萄牙坐下来谈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由罗马教皇做主，在地图上的佛得角群岛画了一条线，规定分界线以东是葡萄牙的殖民范围，以西则是西班牙的地盘。
教皇没有经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意，便私下把世界给分了，这可能是最早的地图开疆。
不过对于西班牙来说，罗马教皇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他老人家说定的事，不论如何也得遵守。
于是在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派遣麦哲伦出海，绕过已经殖民的美洲大陆，继续向西探索，争取完成一次环球航行，把教皇划定的地盘，全部收入囊中。
总体来说，这次环球航行是成功的。
3年后，船队绕地球一周之后回到西班牙，除了带回大量香料抵消航行成本以外，还发现葡萄牙人已经占领最重要的香料产地——摩鹿加群岛，也就是现在印尼的马鲁古群岛。
唯一悲催的是，船长麦哲伦死在菲律宾，出发时的256名船员，也只剩下18人生还。
既然两国的海外扩张边界是东南亚，又涉及到可以发财的香料产地，那么对这一带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
西班牙组织了数次船队远征，都被葡萄牙击败，没能占领摩鹿加群岛，无奈之下，西班牙决定占领菲律宾，其他的以后再说。
1571年，黎牙实比带领的400人远征军，攻占马尼拉，正式在菲律宾建立起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而在此之前，黎牙实比派人返回墨西哥，汇报远征船队和菲律宾的真实情况。
返航船只借6月的西南季风启航，进入北纬37—39度的水域后，借西风横渡太平洋，到达北美西海岸后，再借西北风向南航行，10月份就能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整个航程需要5个月。
横跨美洲和亚洲的新航新就此开辟，自古以来没有交集的两大洲，即将发生史无前例的亲密接触。
在16世纪，菲律宾是原始蛮荒的地方，根本不能给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任何资源，让他们在这里舒服的住下去。
而西班牙距离菲律宾太遥远，想支持菲律宾殖民地，显得鞭长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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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了，西班牙也未必愿意倾尽全力支持菲律宾，毕竟花费巨大的代价到东南亚殖民，可不是为了做散财童子的。
于是黎牙实比等殖民者，以后该如何生存发展，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说来也巧。
他们在攻占马尼拉的时候，发现港口停着4艘中国商船，船里有40名来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人。黎牙实比等人都穷疯了，想劫掠中国商船，补充一下后勤物资。
那时的中国是大明隆庆5年，虽然已经显露出败相，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中国商人都震惊了：
“哪来的蛮夷，竟然敢劫掠天朝上国？”
黎牙实比微微一笑：
“说出吾名，吓汝一跳。我乃西班牙帝国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菲岛都督，麾下有400大军，还不投降？”
中国商人听完，瞬间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群臭要饭的，便和黎牙实比说到：
“你们劫掠的目的，无非是要钱财物资，不如放我们回去，以后每年从中国运物资来和你们交易，这样岂不是更好？”
黎牙实比想想也对，如果能开辟贸易，为什么要抢劫呢？
于是双方约定，放中国商人回去，但以后一定要来做生意啊，人是小狗。
菲律宾原本就是中国商人的贸易范围，即便黎牙实比不说，他们也会来的。无非是主要贸易对象，由菲律宾土著变成西班牙人而已。
三、
要说西班牙人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当时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最不缺的就是商品，尤其是欧洲人最喜欢的丝绸和瓷器。
早在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便规定有5—10亩土地的农民，必须种半亩桑树，有10亩土地以上的农民则需要1亩桑树。即便不是桑树的原产地，也得购买种子学习种桑。
做为回报，那些种植桑树的土地，可以免除赋税。
一句话，国家要扩大丝绸产量，你们种就完了。
但凡国家出政策鼓励什么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必然会爆发性增长。
比如苏州吴江县，洪武年间有桑树18万株，到了永乐末年便增长到44万株。可想而知，整个江浙的桑树增长多少倍，又有多少地主因此致富。
桑树的大面积种植，让大明的丝绸业增长特别迅猛。
于是大明出现很多以产丝为主的商业重镇。浙江湖州号称“新丝妙天下”，四川保宁的丝“精细光滑不减湖丝。”
这些丝绸在国内是畅销品，而且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沿海走私贸易，走出国门，销售到欧洲宫廷和贵族家里。
为了赚到丰厚的利润，那些产丝的商业重镇，不惜毁掉农田种植桑树，用粮食来换销售额。
《大明1566》里的“改稻为桑”，原型就来自这里。
瓷器更不用说，由于工艺复杂，技术含量极高，这东西当年只有中国能制造。外国人喜欢的要死，偏偏造不出来。
于是瓷器成为欧洲的奢侈品。
家里收藏了多少中国瓷器，甚至是欧洲贵族们身份的象征。
葡萄牙公主嫁给英国国王，要用瓷器做嫁妆。波兰国王为了收藏瓷器，可以用4队近卫军，和普鲁士王妃交换12个青花瓷瓶。
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是可以做传家宝的。
既然有利可图，瓷器便成为欧洲商人争抢的商品。
1514年，葡萄牙商人科尔沙利刚到中国沿海，便一次性买了10万件景德镇的五彩瓷瓶。6年后葡萄牙国王直接下令，回国商船必须有三分之一是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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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量大质量佳的丝绸瓷器，成为中国制造的世界硬通货。
所以黎牙实比等人遇到中国商人之后，不仅解决了殖民地的生存问题，还顺便开拓了一条的贸易线。
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棉布和药材等商品，在沿海的广州、泉州等港口装船，运到马尼拉之后，再经西班牙人之手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然后由当地商人贩卖到墨西哥城、秘鲁、危地马拉、厄瓜多尔。
中国沿海—马尼拉—墨西哥组成的大帆船贸易，就此成型。
此后几年，每年驶向马尼拉的中国船达到20艘，装载的货物达到20万比索。
而西班牙人除去自己消耗以外，剩下的全部运回墨西哥出售，利润可以达到十倍以上。
即便是几十年后，这条贸易线已经走过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商品运到美洲大陆，依然可以达到4倍的利润。
双方都有钱赚，贸易自然做的飞起。
据史料记载，阿卡普尔科原本是偏僻小镇，但随着大帆船贸易线的繁荣，每当贩运中国商品的大帆船抵达时，这里便要举行盛大的贸易集会，其他地方的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都会赶来交易，人口可以达到1.2万人。
有些秘鲁商人，直接带着200万比索到阿卡普尔科，只为抢购中国商品。
他们把贩运中国商品的船称为“中国船”，因丝绸贸易而繁荣起来的美洲商路，称为“中国路。”
居住在墨西哥的旅行家佩德罗·德莱昂·波托卡雷罗记载：
“中国运来的缎子种类甚多，尤其是南京产的闪光白缎、闪光黑绸、非常漂亮的天鹅绒。运往秘鲁的还有大宗南京白丝、各色披丝、妇女头巾和木制装饰品。有麝香、灵猫香、黑琥珀、大量精美的瓷器和其他成套衣物。这些衣物人人喜爱，销路很广，连穷人也买这些衣物来穿，因为这些丝织品的价格非常便宜。”
移民美洲的西班牙贵族，也以中国商品为荣。
贵族妇女为了买到精致的中国丝绸，不惜耗费大量积蓄，只为在聚会的时候不被闺蜜比下去。
天主教会的传教士，用中国丝绸缝制法衣，甚至为了让教堂更华丽一些，直接用中国丝绸做教堂的装饰品。
在那个年代，中国丝绸在欧洲人心里的地位，远超现在的LV、Prada、阿玛尼。
就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成型的时候，早年间因为“禁海令”时断时续的海外贸易线，也因为中国民间走私兴起，以及欧洲人做中间商，基本固定下来。
其中一条是和日本的贸易。
明朝猛人徐光启曾说过，日本什么都没有，日常用度都要向中国买，包括卧室里的席子、做衣服的丝绸棉布、妇女用的脂粉、彰显门面的瓷器等等。
缺了中国商品，他们的小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
所以日本商人常年到中国采购，中国的走私商人如郑芝龙，也不断向日本贩运商品，仅1641年就有三艘商船到日本长崎，带去白生丝2.5万斤、黄生丝1.5万斤、红绸1万匹、其他棉布等纺织品14万尺。
不过中日直接贸易的占比不大，最主要的中日贸易，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做中间商来间接完成的。
于是就有了另一条三角贸易线。
罗马教皇规定的葡萄牙殖民范围，基本在欧亚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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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便带着本金从欧洲出发，到广州一带买中国商品，卖到马尼拉和日本赚第一笔利润，然后用这笔钱继续买进中国商品，经印度果阿回到里斯本赚大钱。
如此倒卖两次，葡萄牙人的利润不比西班牙差。
根当时留下的资料，1580—1590年间，葡萄牙人每年运到果阿的丝织品有3000担，价值24万两白银，利润是36万两。
到了崇祯年间，商船的装载量达到6000担，利润将近72万两。
四、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贸易的原则是等价交换，欧洲国家和日本馋中国的商品，中国能从全球贸易中换到什么？
要知道，几百年前的欧洲即便开始大航海，但是和中国相比，不论技术或者生产力都非常落后，中国和他们做生意，是图他老？图他丑？还是图他三年不洗澡？
欧洲国家和日本，确实没什么东西用来贸易，但他们有白银。
西班牙殖民美洲之后，发现大量的银矿。
16—18世纪的三百年里，共生产了13万吨白银，尤其是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全盛时期有6000座炼银炉，产银量占到全世界的一半以上。
差不多相同的时期，日本也发现石见、生野等大银矿，用灰吹法大规模提炼白银，石见银矿最辉煌的时候，产银量一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世界白银存量爆炸性增长，一种量大且保质的稳定货币，开始出现。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白银。
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市场上必须有大量货币流通，才能满足买卖双方的需求。
但中国自古以来使用的铜钱，由于价值不高而且容易伪造，只适合用来小额交易，远远不能填补市场的窟窿。
而明太祖朱元璋发行的大明宝钞，因为没有保证金制度，导致无限制的超发滥发，短短数十年时间就贬值成废纸。
比如在洪武九年，1贯钞=1两银=1石米，到了正统元年，大明宝钞和白银的兑换率，已经跌到1两白银兑换1000贯宝钞。
不断贬值的大明宝钞，被大明朝野集体嫌弃，成化、弘治以后，基本退出大明的历史舞台。
铜钱不能满足市场，宝钞没有信用，想来想去，也只有白银才能满足大明市场的需求了。
然而中国是缺银国，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明历代皇帝们掘地三尺，也只开采出2600万两白银，市场上的货币需求，还是不能满足。
就在中国市场为货币流通苦恼的时候，西班牙和日本的银矿，解了中国的燃眉之急。
伴随着全球化贸易线的开辟，中国制造向世界输出，白银则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
当时的西班牙人就吐槽：“中国人除了白银以外，什么都不要，他们对白银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
据统计，经过明清两朝的贸易顺差，中国得到将近6亿两白银，其中日本通过贸易线流入2亿两，美洲白银经马尼拉和欧洲两条贸易线，流入4亿两。
这些白银从广州、泉州等港口进来，然后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生态。
因为白银做为世界通用的货币，大量涌入中国，犹如央行放水刺激经济。
江南的丝绸瓷器产地，有了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拼命的生产，在追逐利润的路上一骑绝尘。
丝绸做为龙头，带动起江南的棉麻纺织产业，紧接着便是手工制造和修理、水陆运输、布料印染等纺织的二级产业，再下一级就是种桑、养蚕、纺线等关系小门小户生计的下游产业。
加拿大宣布就“加密货币、稳定币和CBDC”展开磋商:金色财经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周四发布的财政预算更新中宣布将就“加密货币、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CBDC）”展开商讨。
由加拿大副总理发布的秋季经济声明是政府未来几个月的财政路线图，在税收、经济恢复以及预算的规定中，有一个关于“货币数字化”的部分，其中强调了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
该文件称，加密货币正在“改变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金融体系”，并补充说加拿大的金融监管框架必须“跟上步伐”。[2022/11/4 12:15:40]
瓷器做为龙头，也带动起烧制、运输、典当等一系列产业，甚至在广州和泉州港口，专门有一批画工，靠给白瓷描画为生。
制造业的繁荣，自然演生出繁荣的金融业。江南钱庄、山西票号，就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下演化出来的。
制造业和金融业联系在一起，结果便是市场经济非常活跃。
穷苦人民如果失去土地，到城市做工也有一口饭吃。
中产阶级开始买田盖房投资教育，给后代留下丰厚的财产，希望家族一代更比一代强。
至于最高层的豪商地主，要么和江南出身的高官结成利益同盟，要么在本地修建园林享受生活，爽的要死。
而在全国层面，全球贸易和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结果，就是玉米土豆等高产作物普及，以及医药技术的进步。
人们有了更多的粮食和医疗，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远超欧洲0.4%的人口增长率。
朱元璋时期的中国人口是6000万，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人口突破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4%。
全球化贸易，甚至改变了贵州的苗族生态。
徽州商帮带着白银逆长江而上，到贵州清水江流域，雇佣当地苗人砍伐木材。最后徽州商帮带着木材顺清水江—长江东行，白银则留给当地苗人。
明清时期的贵州，属于天字号落后贫困地区，清水江附近的苗人赚到白银以后，没有消费和投资的地方，竟然搞出世界上最复杂的银饰，全身配满需要几十种饰品。
至于清水江流域以外的苗人，饰品方面就简朴许多，有几件搭配就行了。
从中国制造到美洲消费，从江南钱庄到山西票号，从苗人银饰到马尼拉大帆船......白银和丝绸瓷器做为媒介，真正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
货出中国，银入神州。
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强盛的国家，没有之一。
五、
进入清朝中叶，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其马前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然而英国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中国却除了白银以外，不需要英国的任何商品。
巨大的贸易逆差，差点让东印度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1784年，公司的广州仓库还有21万两白银存款，短短3年后，便出现90万两白银的赤字。
为了弥补贸易逆差，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建议董事会：
既然中国不需要我们的商品，那不如向中国销售鸦片？
鸦片是成瘾性快消品，任何人只要体会到鸦片的快感，就会沉溺在这种虚幻的快感中，很难再戒掉。
对于财政困难、没有道德底线的东印度公司来说，如果向中国销售鸦片，相当于养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可以源源不断的赚钱。
于是，公司丈量了印度比哈尔、比纳莱斯的土地，然后和当地农民签订种植鸦片的合同，最后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收购鸦片。
公司把鸦片运到加尔各答港，拍卖给申请到特许经营权的散商，由他们运到中国广州出售。
另一个鸦片产地是印度的麻洼，这地方的鸦片和大米一样普遍，基本是当地人运到孟买，然后卖给收购鸦片的商人。
商人向公司交纳200—400卢比的转运税，就能运到广州出售了。
美国银行以交易费用为由驳斥区块链没有内在价值的说法:金色财经报道，美国银行（BAC）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区块链及其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确实具有内在价值，并表示它拒绝相反的说法。6月，英格兰银行行长AndrewBailey在对议会的评论中回应了对加密货币的负面情绪，称该资产类别没有“内在价值”。报告显示，以太坊区块链今年产生了约39亿美元的交易费用，2021年产生约99亿美元，去年的总额比前一年增加了1,558%。报告补充说，比特币区块链今年迄今已产生约9300万美元的费用，而去年全年约为10亿美元。对于具有强劲用户增长和发展以及明确用例的区块链，交易费用形式的现金流预计将加速。（coindesk）[2022/8/3 2:56:37]
鸦片在广州的平均售价是每箱750两左右，比成本价直接翻了3、4倍，但是已经沾染鸦片瘾的中国人，根本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有货就买。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销售量，也从1790年的2000箱，一路攀升到1838年的40000箱，总价值为2.4亿两白银。
鸦片带给东印度公司大量财富，也让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
用几百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在短短几十年间大量外流，导致市场上的流通货币减少，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
原本1000文铜钱可以兑换1两白银，现在要兑换1两白银需要1600文铜钱，而中国百姓平时小额交易，使用的是铜钱，向政府交税则需要兑换成白银。
于是鸦片贸易引起的“银贵钱贱”，在中国造成第二次剥削，让中国百姓越来越穷困，负担越来越重。
另外中国瘾君子的指数级增加，又让他们耗尽积蓄去购买鸦片，导致在中国市场上的购买力降低，很多畅销几十年的商品，现在根本卖不出去。
结果便是中国工商业萎缩，国内市场再也没有繁荣景象。
1838年，林则徐到苏州、汉口等地考察发现：
“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
然后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为了保证鸦片贸易的收入，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滑落。
鸦片流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也在走向没落。
在全球化贸易的1.0时代，中国做为制造业大国，常年出口万担以上的丝绸，整个明清时期出口到欧洲1.5亿件瓷器。
中国陆续送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几波中间商，依然没有倒下。
但制造业的核心问题是，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造出别国造不出的东西。
而中国在长期的顺差贸易中，恰恰失去了制造丝绸和瓷器的核心技术优势。
因为长达几百年的赔钱生意，让一票欧洲国家坐不住了，想着我们辛辛苦苦开采白银，或者派出海盗出海抢劫白银，难道就为了给中国送去？我们喜欢的丝绸和瓷器，难道就不能自己造？
这个念头一动起来，欧洲国家纷纷派工匠到中国出差，说好听点是学习观摩，说难听点就是偷盗技术。
最先流出去的是丝绸技术。
丝绸做为全球贸易的重中之重，自然是欧洲人接触最多的。
早在14世纪的时候，蚕和桑便传到意大利的科莫。经过几百年的丝绸贸易，欧洲的商人工匠和中国长期接触，东问问西问问，逐渐学到缫丝、烘丝、络丝、并丝、染色、印花的一系列技术。
另一个学会丝绸技术的是日本，这个就不必多说了，过程和意大利差不多，而且日本从唐朝就开始模仿中国，人家可是学习了一千多年，才把小日子过得不错了。
再加上全球化贸易的原始资本积累，意大利和日本，对丝绸产业进行资本和技术投资，逐渐后来居上，抢占了中国的丝绸市场。
19世纪后期，科莫便成为意大利的丝绸重镇，到了1930年代，日本生丝占全世界75%的份额。
然后是瓷器工艺。
同样是14世纪，拜见过元朝皇帝忽必烈的马可·波罗，就在游记里详细记载了瓷器的制作技术。欧洲人照着《马可·波罗游记》，苦苦研究了400年，才在1708年烧制出粗糙的白瓷。
另一方面，据《欧洲瓷器史》的记载，有一个欧洲传教士偷窥了景德镇制作瓷器的全部流程，然后于1712年写在信里寄回巴黎，把最先进的制瓷技术公布出来。
此后欧洲工厂经过研究改进，并且在工业资本和技术的加持下，终于掌握瓷器的制作方法，用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力，抢占了欧洲市场。
中国瓷器，自然不需要再买了。何况运费那么贵。
最后是茶叶。
茶叶是清朝增长最快的出口产品，广州的出口价是国内市价的3倍以上，而英国做为中国茶叶的最大买家，东印度公司凭借中欧转口贸易，能提供英国国库收入的10%。
既然茶叶生意这么赚钱，英国当然想独占利润，何必和中国分享呢？
于是在1834年，英国在印度成立茶叶研究发展委员会，并且派人到中国购买茶苗、招募制茶工人。2年后，他们在印度阿萨姆制作出红茶，成为中国之外唯一制茶成功的地方。
这也是现在阿萨姆红茶的来源。
1848年，英国又在中国买了2.4万株茶树、1.7万粒茶苗、招募8名中国茶工回到印度，开始大规模制作茶叶。
印度茶园有英国的资本大力投资，以及几乎免费的印度工人，英国的茶叶产业进步非常快，到1889年茶叶出口就超过中国。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技术是不可能永远留在一个国家的。
只要这项技术生产的商品，是全世界都想要的，那么一定会通过市场的漏洞，扩散到全世界。
“货出中国、银入神州”的盛况，到了19世纪后期，彻底不复存在。
中国没有世界各国需要的大宗商品出口，也就没有白银货币的大量流入，而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却可以向中国输入廉价棉布、高档的香水和钟表、以及源源不断的鸦片。
居住在中国内陆城镇的地主，开始把地窖里的白银取出来，大量购买欧美国家输入中国的东西。
于是白银开始重新汇聚，要么经黄河和华北商路流入天津，要么经长江和支流向上海涌入，所以天津和上海是清末民国发展最快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也是南北方买办商人的大本营。
尤其是长江出海口，每年进出口的关税占到全国70%左右，直接让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以及和各路军阀争雄的资本。
白银流出，制造业衰落，导致中国进入数千年从未有过的黑暗谷底。
六、
我们前边说到，欧洲国家在世界贸易中能够赶超中国，主要原因是资本和工业技术的加持，而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那为什么世界贸易初期，贫穷落后的欧洲国家能完成工业化，中国做为制造业和资本强国，却错过了工业化的列车？
其实在殖民时代早期，欧洲商人的主业，不是给本国商品开拓市场，而是做欧洲和亚洲的转口贸易。
在世界白银向中国涌入的浪潮中，做转口贸易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做为中间商也赚到大量的利润。
换句话说，流入中国的6亿两白银，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利润，另外一部分贸易线上的白银，则是欧洲国家的贸易利润。
而且欧洲国家在全世界开辟殖民地，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也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财富来源。
据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考证，1500—1800年间，欧洲国家在殖民地掠夺了价值10亿英镑黄金的财富。
尤其是英国，1750—1800年间就在印度掠夺了价值1亿英镑黄金的财富。
经过几百年的转口贸易和殖民地掠夺，欧洲国家逐渐完成原始积累，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富裕国家。
而欧洲国家经过的几百年的争夺战争，最终英国成功出位，成为欧洲最富最强的国家。
这些钱犹如肥料，滋养了本国的制造业。
虽然英国的制造业开始比较落后，中国根本不稀罕，但英国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通过商品倾销和贸易保护政策，让他们制造的商品，有了稳定的市场和利润。
英国制造业，就此走上历史的舞台。
由于制造业在世界贸易中的定位，想盈利赚钱，必须遵守两个原则：
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
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
英国不把殖民地的人当成人，驱使他们收集原材料，论成本的话，比中国低太多了，于是英国获得最低价的原材料。
在这方面的道德标准上，只要他们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但是殖民地能解决原材料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力成本的问题。
因为在英国制造业的起步阶段，殖民地非常原始，根本不可能把工厂搬到殖民地生产，那些近乎免费的劳动力，对于国内制造业便没有价值。
而我们之前说过，欧洲的人口增长率只有0.4%，导致人口数量远远不如中国，结果就是人力成本非常高。
英国就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原材料不断从殖民地运来，却由于人力成本的限制，不能快速制造成有竞争力的商品，运到全世界赚取利润。
在现实条件的倒逼下，英国工厂对可以节约人力、提升效率的技术和机器，特别感兴趣。
每当工匠有什么技术改进，便快速用到生产中。
经过无数工匠的持续革新，英国出现很多小发明小创造，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和瓦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
而这些机器一经发明，就被到处流动的资本投资，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于是成本低廉产量巨大的煤炭、钢铁被生产出来，为了运输煤炭和钢铁，以蒸汽船和蒸汽火车为主的水陆运输业全面爆发，这一切又推动英国纺织业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倾销。
在这样的正循环里，英国的工业革命启动了，对全世界的农业国造成降维打击，全球化贸易进入2.0版本。
而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从6000万飙升到4亿的人口，导致中国的人力成本非常便宜，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思“节约人力。”
反而因为人口暴涨导致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地主剥削，导致很多人没有土地，被迫到城镇谋生。
他们为了混口饭吃，甚至自愿把薪水降到行业标准线以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口内卷逼出来很多奋斗狗。
在这样的生态里，投入资本提升机器效率，就是一件亏本的事，远远不如招募工人“大力出奇迹”来的划算。
1742年的一份资料就说到，制造水泵来灌溉农田，可以节约80%的人力，但是制造水泵需要花费的白银，可以招募更多的人、灌溉更多的田。
这么一算账，那还制造什么水泵？直接去村口喊人多方便。
以人为畜，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
没有动力制造机器，便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制造出来的纺织商品投放到市场上，自然不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有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市场的反作用力下，结果却让人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于是中国离工业化的道路越来越远，等到鸦片侵入中国白银外流的时候，中国想走工业强国之路，国内也没有足够的资本了。
这是一种成功者的路径依赖。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强盛起来，就会沿着固定的模式走下去，遇到转弯路口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刹车，甚至压根没有刹车的意识，最后车毁人亡。
七、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清末民国那种制造凋敝、白银外流的困境，其实是全球化贸易中心转移的大势。
中国做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随着技术扩散和工业革命的爆发，被英国等欧洲国家谋逆篡位，取代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制造国地位。
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篡了英国的经济皇位。
而不论哪个国家成为全球贸易中心，都会成为财富黑洞，以强大的生产力吸引全世界的财富向国内汇聚。
似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对抗这种大势，尤其是已经没落的国家，注定只能成为新君登基的垫脚石。
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都是如此，强大时威势煊赫，落寞时暗自垂伤，再无翻身之日。
毕竟资本没有祖国，只是在不断寻找可以增殖的地方。
但历史大势在中国却失去了作用。
我们的先辈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战略，优先控制农村，以稳定强大的政府来调控粮食和货币，不让内地资源沿着江河跑到出海口，给国府提供关税收入，然后流出海外养肥洋人。
于是不断向世界财富黑洞汇聚的中国财富，被硬生生的留在中国内陆，并且一点一点的增殖壮大。
这些财富不仅是解放中国的后勤保证，也是重建新中国的原始积累。
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我们的历代先辈用70年的时间再造山河，在全球贸易中心从美国转移的历史大势中，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
现在，我们重新走上“货出中国、银入神州”的旧路。
500年世界风云浩浩汤汤。
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因丝绸和瓷器茶叶而进入中国，又因鸦片贸易和制造没落而离开中国。
中国经历过财富黑洞的狂欢，也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苦涩。
我们有志愿军爬冰卧雪为国雪耻的壮烈，也有1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无奈。
回首如烟往事。
以往的荣耀照亮中国的前路，苦难，同样让我们对可能存在的敌人万分警惕。
这些精神财富，必将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梦幻中的盛世，再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最后，我想用那段传遍网络的话来结尾：
五千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起面对洪水。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一样玩青铜器。三千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两千年前，我们和古罗马人一样四处征战。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现在我们和美利坚人一较短长。
五千年来，我们的对手换了好几轮，而我们却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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