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以研究者身份解读央行数字货币》
5月29日-30日，国际金融论坛2021春季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在论坛“数字货币与未来数字化转型”环节，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进行了分享。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本次研讨会。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我很荣幸参与其中。虽然2018年底我离开中国人民银行到中国证监会工作，但我依然关注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在此，我想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分享一下我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解和看法，敬请批评指正。
近期大家都关注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4月28日的答记者问上，对数字人民币进行了评论，他说“它的真正用处，是帮助政府看到所有的实时交易。比起应对国际竞争，这和他们自身金融系统内发生的事更相关些”。
姚前：央行数字货币基于账户和基于代币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前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今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年春季会议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基于账户和基于代币的两条技术路线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实际上代币也是一种账户，只不过是新型的账户，我们称之为加密账户。相比传统账户，用户对加密账户的自主掌控能力更强。（凤凰网财经）[2021/5/30 22:56:47]
我认为，“帮助政府看到所有的实时交易”并非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实验的动机。在我国，人们已习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许多人身上已不再携带现金。事实上，第三方支付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所有实时交易的透明化；当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保护、可匿名性、垄断、监管透明度等问题。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央银行有必要主动创新法定货币发行和流通方式，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以优化法定货币支付功能，缓解私人数字支付工具的冲击，提高法定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
一直以来，我把私人支付工具的“去现金化”，以及“去中心化”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称为“MorningCall”。中国央行是最早对“MorningCall”反应并积极行动的中央银行之一。鲍威尔所说的“政府看到”或“不看到”，或许更多指隐私保护与监管合规的平衡，前段时间周小川行长已从可控匿名的角度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姚前：建议以监管科技应对金融科技，以链治链:8月6日下午，《寻找区块链力量》系列访谈第一集正式开播，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共话区块链如何赋能信任。姚前表示，区块链技术是突破性创新，有望成为新一代的通用数字技术。区块链技术创新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基于区块链的可信数据是高质量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对于区块链的发展，他建议：一是设计适应性的顶层政策；二是监管与自律并重，探索公共部门和市场协同创新机制；三是以监管科技应对金融科技，以链治链；四是做好激励相容，提倡官督商办；五是牵住区块链“数据治理”的牛鼻子，推动区块链高质量发展。（新浪）[2020/8/6]
在那个答记者问上，鲍威尔还对数字货币是否会挑战美元地位进行了评论，他总体上认为不用太担心。国际上关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会替代美元的讨论很多。我认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国际贸易和跨境支付目前大都基于美元展开。尽管有些全球稳定币，比如Libra，旨在解决跨境支付的痛点，但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一定是CBDC的目标，主权货币数字化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长期看，数字货币或数字支付工具的出现当然有可能改变现有格局，但那是数字化进程和市场选择后自然演进的结果。
声音 | 姚前：基于DLT的新一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潜力无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前所长姚前于《中国金融》2019年第23期刊文称：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新一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FMI）可以使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有韧性，同时也使金融监管更加精准。 在数字化技术的手段下，基于DLT的FMI不仅可行而且可控，监管也可以做到更加精准。因此，它是规范的。DLT账本不易伪造，难以篡改，且可追溯，容易审计，所以它又是透明的。同时它打开了传统分布式系统的围墙，使金融服务变得更加自由开放，更有活力，而且它还基于可信技术，容错性强，更有韧性。 综上所述，基于DLT的新型FMI是符合“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五大标准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潜力无限，前景可期。[2019/11/27]
而对鲍威尔先生的另外一句话，我颇有感触：“在我们已经拥有高度进化的支付系统的世界里，我们有FedNow和其他即时可用的资金。在这种环境下，央行的数字货币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其实谈的是，央行数字货币怎么定位？应在什么场景中应用？发挥什么作用？目前各方争议不小。
现场 | 姚前：数字资产才是数字金融的核心命题:9月17日，由万向区块链实验室主办的第五届区块链全球峰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姚前发表《数字资产和数字金融》主旨演讲。姚前指出，数字资产才是数字金融的核心命题，通过数字化，资产属性变得多样化。数字金融发展将模糊场内和场外的界限。数字是价值，数字的流转就是价值的流转。数字金融自由而开放，不依赖传统金融中介，资产数字化将催生金融的零售革命，将带来更具深远的金融变革。Libra提及的百分之百资产准备实际上是交由第三方存管，与央行数字货币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不仅仅只是法币的数字化，未来的数字货币需要修补现有货币的弊端，未来的数字货币要超越美元，升级换代。
未来自金融模式下传统金融业务将成为智能合约业态，智能合约承载着各种金融业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住了智能合约，就管住了自金融。某种意义上而言，数字资产实际上更加可控，监管更加精准。与其担忧监管的不可控，不如担心监管的过于严格。[2019/9/17]
下面，我想从七个方面谈谈央行数字货币研发需要考量的重点。
姚前：中本聪的51%算力假设是有问题的:在今日的清华大学区块链应用与投资论坛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表示：后继研究发现，中本聪提出的51%安全算力假设是有问题的，自私挖矿理论的存在使得比特币挖矿安全阈值下降。自私挖矿指的是，矿工挖出第一个区块，不广播，继续挖第二个，在挖第二个区块过程中，如果有人广播了，则自动广播自己挖到的块。数据证明，矿工拥有33%的算力则自私挖矿有利于自己。鉴于大小矿工的影响不同，因此需要新的模型来对这一问题求解。姚前同时表示，比特币首创的中本聪共识，可以解释为滚动的无期限投票，任何人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带工作量的区块，以工作量大小确认投票权重。该算法的问题是，浪费大量的能源，交易确认时间长，因此形成共识的时间也就比较长。[2018/4/26]
一、技术路线。基于账户，还是基于代币？从公开报道看，数字人民币采用了账户路线，而有一些国家则选择了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技术路线。我个人理解，基于账户和基于代币两条技术路线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实质上代币也是一种账户，只不过是新型账户——加密账户。相比传统账户，用户对加密账户的自主掌控能力更强。早在2014年，我们就对包括E-Cash和Bitcoin在内的中心化和非中心化加密货币有过深入的研究，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央行早期的数字货币实验与加密货币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期待掌控加密货币的钥匙而不是绕道而走。当时，我们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开发出准生产级的央行数字货币原型系统。但在落地实施的反复权衡中，还是选择从基于传统账户的技术路线起步，这是一种务实的选择。我记得，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周行长一直教导我们，他说要有长期技术演进的理念，要动态地去看技术的变化。他的教导富有启发，我想我们有必要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央行数字货币也会吸纳各种先进技术，不断完善其技术架构体系。
二、价值属性。央行直接负债，还是运营机构负债？本质区别在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一栏，记录的是终端用户的央行数字货币还是代理运营机构的准备金。如果运营机构向中央银行存缴100%备付准备金，以此为储备发行数字货币，这样的央行数字货币在国际上被称为合成型CBDC，类似于香港的发钞行制度，这个模式引起了包括中国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很多机构的研究关注。当然一些国家采用的仍然是传统央行直接负债模式。
三、运行架构。双层，还是单层？我曾在2017年《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一文中提出“商业银行传统账户数字货币钱包”的架构体系，以避免央行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的冲击。目前，双层架构正逐渐形成各国的共识。数字人民币也采用双层运营体系。我个人以为，双层运营与单层运营也并非二选一的关系，就像出租车与公共汽车，二者似可并行不悖，兼容并蓄以供用户选择。我们可设想，如果央行数字货币直接运行在以太坊、Diem等区块链网络，那么中央银行可借助它们的BaaS服务,直接向用户提供央行数字货币，而无须借助中介机构。单层运营可以使央行数字货币更好地惠及没有银行账户的群体，实现金融普惠。
四、是否计息。有些人对央行数字货币计息存有疑虑，担心会引发存款从商业银行转移到中央银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信贷能力萎缩，成为“狭义银行”。近年来，各国央行对于CBDC的狭义银行影响似乎已不再那么“畏惧”。比如欧洲中央银行的数字欧元报告提出所谓的分级计息系统，以可变的利率对不同数字欧元持有量计息，以减轻数字欧元对银行业、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传导的潜在影响。数字人民币目前不考虑计息。
五、发行模式。发行，还是兑换？货币发行与兑换的区别在于：前者由中央银行发起，属于主动供给；后者由货币使用者发起，属于按需兑换。央行数字货币的生成是发行还是兑换？取决于它的定位以及货币政策的需要。如果只是M0替代，那么它和现金一样，是按需兑换；如果中央银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通过资产购买的方式，向市场主动发行数字货币，则是扩表发行。扩表发行须界定合格的资产类型，以适当的数量和价格进行操作。
六、智能合约。有人担心加载除法定货币本身功能外的智能合约，会影响其法偿功能，因此建议对央行数字货币加载智能合约持审慎态度。而加拿大、新加坡、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开展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均实验了智能合约。我个人观点，数字货币不能只是对实物货币简单的模拟，而若要发挥“数字”的优势，未来的数字货币一定会走向智能货币。当然，前期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由于智能合约安全漏洞而引发的系统灾难，说明该技术成熟度还有待改进。所以央行数字货币应在充分考虑安全性的基础上，宜从简单的智能合约起步，逐步扩展其潜力。
七是监管考量。刚才提到，我们需要在隐私保护与监管合规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KYC、反、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是央行数字货币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则要充分考虑用户个人隐私保护。央行数字货币的隐私机制设计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最近欧洲央行对于数字欧元的公众咨询结果也显示，参与咨询的居民和专业人士都认为隐私性是数字欧元最需要关注的设计特征。我个人认为，在数字世界中，数字身份的真实性问题、隐私问题、安全问题或涉及更大的社会治理命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总的来说，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是技术领域的问题，还涉及到法律法规、金融稳定、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等更广泛的领域，有许多问题仍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尤其是，当前数字美元、数字欧元、数字日元似已蓄势待发，与他们相比，数字人民币的竞争力在哪？更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探讨。
以上是我的一些基本观点，纯属经验之谈，实际上也还需要再经受实践的考验。特别想说明的是，我已离开人民银行，所说的仅代表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也不代表我现所在机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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